物質年代的相親買賣：想去真愛 成本太高
焦慮的母親告訴女兒要多參加相親活動，在一個她還“值錢”的年齡。
相親對象從見面到確定關系的“忍耐時間”是三頓飯，“見了三次，你還對他沒有明確表示，會覺得你好過分啊”。
在相親時代，與愛不愛相比，能不能通過兩個家庭的結合達到某種理想的生活水平似乎才更加重要。
攥著印有“機關鵲橋聯誼”字樣的入場券，25歲的袁妮迎來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集體相親活動。
見面地點在一家擁有歐陸裝修風格的四星級大酒店。入口處，站著兩位穿著入時、燙卷發的“中年阿姨”，一望而去有種“事業單位的威嚴”。她們的任務是督促每位來賓填寫一張巴掌大的卡片。上面的問題簡單極了：哪里工作？有沒有北京戶口？月收入多少？
作為交換，袁妮可以從中年阿姨手里獲得一個紅底黃字的號碼牌將號碼牌掛在胸前，才能進入相親現場。
在中國，浪漫往往輸給現實；相親很大一部分已經變成商業交易
袁妮坐在舞臺下，打量著輪番上臺的單身漢。按照規則，他們要先在舞臺上走段“貓步”，雖然看上去更像是“幾根柱子在眼前挪動”。大屏幕上不斷變化的大頭像與似乎永遠不變的“碩士、有房、有車”等個人信息構成了某種穩定的結構。
在中國現代相親市場里，袁妮只是成千上萬年輕人中的一個。每一天都有單身男女在婚戀網站注冊，而相親機構中的翹楚甚至擁有在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上市的實力；一檔相親節目曾一躍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
30余年來，市場經濟重塑了這個國家的面貌，而相親這種古老的傳統也擁有了某種商品的味道。就像要在股市中選擇一只績優股一樣，人們熱切地期望能夠從市場中找到最好的那個人。
“愛情緊緊地同實用主義糾纏在一起”，米娜伯里-坦森在上海生活了13年，是一個來自紐約的作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她曾經講起，“我經常在街上看到母女倆，聽到她們的對話，‘他條件怎么樣？有房子嗎？有房貸嗎？’”
一名今年26歲的女記者3年前剛到北京時曾有過這樣的經歷：在與相親對象見面前，對方的父親要求先見一見她。那是個洗浴中心的大廳，大叔穿著體面的西服，腳上卻套著雙藍色拖鞋，露出里面大紅色的襪子。
談話開門見山，大叔毫不兜圈地問了買沒買車、有沒有北京戶口這樣的問題。
“那么，你一個月能掙多少錢？”大叔繼續追問。
“2000塊。”為了結束這場“糟心”的對話，女記者給出了一個令大叔“糟心”的回答。
果然，相親到此為止，大叔的兒子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
無論是在上海的人民公園或者北京的中山公園，都不難找到蜂擁而至的家長。他們捧著印有子女照片的征婚簡歷，在幾百張并排的征婚海報前反復挑選，而每一張海報頂部所列明的條件或要求中，都會清楚地寫明，判斷合不合適的首要標準，往往是收入、財產或戶口這樣的外部條件。
《中國式離婚》的作者王海鸰曾經在她的微博上轉述了一個焦慮的母親的故事。這位母親告訴她女兒多參加相親活動，因為她還在一個“值錢”的年齡。
“在中國，浪漫往往輸給現實；相親很大一部分已經變成商業交易。”大洋彼岸的《紐約時報》這樣評價中國式的相親熱潮。
一個報名參加了中國相親節目的外國人的故事或可成為佐證。在節目現場，穿著緊身褲與條紋襯衫的主持人問他，喜歡哪種類型的姑娘。他在回答里小心翼翼地強調了獨立的個性和文學品味。但在剪輯后的版本里，他的答案只剩下一句“我喜歡豐滿有曲線的女人”。
你已經是碩士了，得找博士了，博士怎么好找呢？
這場機關鵲橋聯誼會有將近100人參加，但袁妮并沒有打算從中帶走一個如意郎君。她從英國碩士畢業參加工作還不到一年，外表上看仍然像是個留著蘑菇頭的大學生。當在體制內工作的叔婆鄭重其事地把入場券交給她時，她只是覺得“搞笑”和“好玩兒”。
她甚至大咧咧地穿著T恤走進了相親現場。然而，大堂里光亮得像鏡子一樣的大理石地面與會場里踩上去很有厚度的高級地毯都讓她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我來自清華大學”這一職業占據了絕對優勢。
在不同的權力網絡里，相親模式有不同的運行規律。在北京市某區法院工作的王敏今年28歲，漂亮、聰明，仍是單身。她所在的單位曾經組織過一次聯誼活動，對象來自同區公務員系統。但有女同事私下抱怨：“區的？至少得到北京市公務員系統吧。”
“為什么選擇相親這個通道？因為除了它是可見的，其他的通道似乎都堵住了。福利制度、高等教育給我們的保證太少了。社會很多方面都讓我們不安全，所以我們不得不選擇一張安全牌，如果想去真愛，成本太高了。”王敏說。
但這個愛看話劇、喜歡讀野夫的書的女孩仍然用力抵抗著現實，“婚姻是大路貨，愛情才是奢侈品。”她說。
最近，又有一個條件出眾的男孩子出現在王敏面前。坐在家里，她打開一本叫做《淘到個好老公》的書，那是媽媽送給她的禮物，翻開第一頁，每個條件都能打對勾，翻到第二頁，赫然寫著“最重要的是兩個人相互吸引”。
“完了，這就是1和0的關系。”她啞然失笑。在好友圈的微信群里，她這樣求助：“有感覺的有硬傷，沒硬傷的沒感覺，怎么辦？”
“沒愛情結什么婚？燒完美好青春換一個老伴兒？”群里一個好友這樣回復，她在電視臺做主持人，今年29歲，也是單身。
王敏期待自己能找到理想伴侶，但是她也知道“時間并不多了”。
“如果到30歲以后，我需要跟一個人結婚，他符合所有的條件，僅僅是我不夠愛他。我想我仍然會跟他結婚。”她說。
最后，當被問到她還算不算是個理想主義者時，她嘆了一口氣說：“很遺憾，不算了。”
與她相比，袁妮的生活已經發生了改變她有了新男友，是初中同學，正在外地讀研究生。如果說美中不足，那就是她如今已經不大敢去總愛給他介紹對象的叔婆家做客了。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袁妮、劉暢、王敏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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