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需建立公開透明的基礎制度
“收入分配改革引發的矛盾問題已超出甚至遠遠超出收入分配改革本身，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生態全局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24日，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深圳舉行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上談到收入分配改革時表示。
正因為如此，在談到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改時，首先要認識到的是由此引發的矛盾。
遲福林認為，收入分配改革的矛盾與過去相比有一些不同的特點：這幾年農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成為突出問題，高收入增長速度比低收入增長速度更快，多種因素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同時，盡管這些年城鄉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是認同感并沒有增加，甚至部分群體認同感在下降。
在這些矛盾問題的背景下討論收入分配改革，一些過去解決問題的方法也要隨之調整。遲福林認為，過去說發展和總量的增長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現在僅僅做大GDP、做大總量就解決社會所有問題的時代已經過去。
同時，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嚴重不足已經開始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經濟轉型的基礎性問題。
而公平與效率關系正在發生變化。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不是更注重公平不公平，而是社會公平能釋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很多制度性的不公平問題可能成為效率的制約因素。
遲福林提出從現實層面看收入分配改革，在三方面存在改革空間。
首先，公共財政的支出大有空間。他說，近年來我國用于民生的總量明顯增加，但和一般中等發達國家或工業化國家相比，民生支出占GDP比重嚴重偏低。
其次，減少行政成本，用于社會支出的空間也很大。他舉例說，從1986年到2005年，年度行政管理費用增長了23倍，但同期人均GDP只增長了14倍。目前，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大概在18%~20%，美國最高不到10%，日本不到3%。
同時，國有資本配置戰略方向上是否也可以作出一些約束性指標和調整？遲福林表示，在公共產品短缺、老百姓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背景下，國有資本是否需要從大局出發，把重點逐步配置到公共產品領域，比如保障性住房投入？這樣的戰略性調整既能夠適應全社會公共需求的變化，也能夠給社會資本騰出空間。
收入分配的基礎制度建設也很關鍵。遲福林認為，這就要建立公開透明的基礎制度。具體做法，一是全面推進政府的預算公開；二是以官員財產公開為重點逐步形成全民的財產公開制度。盡快實現官員個人家庭財產從內部申報轉向社會公開，各地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尤其新提拔的官員，新當選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率先實現公開。在現在情況下，3~5年將財產公開覆蓋全部官員，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建立覆蓋全民的財產申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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