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首罰知情人 武漢塑料高管被處市場禁入
5月31日,武漢塑料(000665.SZ) 兩名高管作為上市公司敏感信息知情人，卻未履行登記義務，不僅丟掉了高管的職位，還同時被處一年的市場禁入。
這是證監會2011年11月25日頒布施行的《關于上市公司建立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管理制度的規定》（以下簡稱“《知情人登記制度》”）以來，根據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制度開出的首張罰單。
面對上百條的內幕交易線索，誰才是內幕信息知情人？證監會重罰武漢塑料高管就是要對外釋放一個重要信號，《知情人登記制度》將成為懸在內幕信息知情人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劍”，絕不放過違規違法者。
證監會開出首張罰單
武漢塑料6月1日發布公告稱，公司在5月31日收到證監會湖北證監局的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湖北證監局調查發現，張文盛和王承超在擔任公司監事、董事及高管期間，作為工作組成員參加了武漢塑料重組推進工作組會議，知悉公司重組相關信息，但未履行向公司報告的義務。
湖北證監局認定張文盛、王承超為公司高管不適當人選，決定從在2012年6月15日至2013年6月14日期間，上述兩人不得擔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職務或者實際履行上述職務。
武漢塑料歷年年報顯示，現年50歲的王承超自2009年5月擔任武漢塑料董事一職。而現年43歲的張文盛自2009年5月起擔任武漢塑料董事，2011年5月起擔任武漢塑料監事會監事一職。
據悉，王承超除了擔任武漢塑料的董事之外，還擔任公司總經理和財務總監兩個重要的職位。2011年年報顯示，王承超在武漢塑料所有高管中薪水最高，其年薪為35萬元，而張文盛實際從武漢塑料領取的年薪為8000元。
在受到湖北證監局的處罰前，王承超與張文盛曾于5月11日和5月13日分別向武漢塑料遞交了辭職報告。
公開資料顯示，武漢塑料在5月16日發布了關于監事張文盛和董事王承超同時離職的公告。離職后，兩人不再在公司擔任任何職務。當時的公告稱，上述兩人離職的原因分別為“因個人原因”和“因工作安排原因”。
不過，從湖北證監局的處罰結果來看，張文盛和王承超兩人的離職，顯然并非公告解釋的表面原因那么簡單。
《知情人登記制度》第十五條規定，拒不配合上市公司進行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證監會可以對上市公司及相關主體采取責令改正、監管談話、出具警示函等監督管理措施；情節嚴重的，可以認定相關人員為不適當人選，或者對其采取市場禁入措施。
誰是內幕信息知情人
《證券法》第七十四條對內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圍有明文規定，但《知情人登記制度》將此范圍有所擴大。根據規定，上市公司的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研究、發起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項，以及發生對上市公司股價有重大影響的其他事項時，都應當填寫內幕信息知情人的檔案。
上市公司主體各方、中介機構、行政管理部門人員等都被列入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范圍。而證券公司、證券服務機構、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接受委托從事證券服務業務，該受托事項對上市公司股價有重大影響的，也需要進行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管理部門人員也納入了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的范圍。根據規定，上市公司在披露前按規定需要經常性向相關行政管理部門報送信息的，在報送部門、內容等未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可將其視為同一內幕信息事項，在同一張表格中登記行政管理部門的名稱，并持續登記報送信息的時間。
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應對內幕信息知情人買賣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的情況進行自查。發現內幕信息知情人進行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或者建議他人利用內幕信息進行交易的，上市公司應當進行核實，并依據其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管理制度，對相關人員進行責任追究，并在兩個工作日內將有關情況及處理結果，報送公司注冊地證監會派出機構。
此登記制度對未進行內幕交易的知情人，因為沒有按制度登記也將會受到行政處罰。內幕交易查了很多年，也查了很多相關人員和具體案件，但因沒有進行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而被行政處罰的還是第一次。也就是說，作為內幕信息知情人可能你沒有交易，但今后一樣會面臨處罰，情節嚴重的甚至可能構成犯罪。
曾經轟動一時的“杭蕭鋼構案”就是內幕信息知情人交易犯罪中的典型案例。在此案中，時任杭蕭鋼構證券事務代表的羅高峰，在工作中獲悉公司與中基公司正在談判“安哥拉項目”合同。羅高峰在電話中，將自己知道的項目談判的具體信息和進展情況，告訴了另一被告陳玉興，陳玉興當即通過電話，將此事告訴以炒股為業的王向東。隨后，王向東按照陳玉興的指令購買了杭蕭鋼構的股票，非法獲利4037萬元。
庭審中，各方對“安哥拉項目”是否屬于內幕信息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并對內幕知情人交易犯罪的主體范圍有爭議。此案中的三名被告不屬于《證券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的內幕知情人員的范圍。
《知情人登記制度》則可以通過上市公司的登記，將不屬于《證券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的內幕知情人員納入知情人的范圍。杭蕭鋼構中的證券代表羅高峰若進行了內幕知情人登記，就會成為內幕知情人交易罪中的犯罪主體。
此項制度擴大了內幕知情人的范圍，為司法審判中對內幕知情人的認定提供了書面證據。再如，某記者去某上市公司采訪，在采訪中獲知該上市公司還未公告的重大事項，記者事前按上市公司要求進行了知情人登記，在此種情況下，該記者也有可能成為內幕知情人交易罪的主體。
《知情人登記制度》還規定，發現內幕信息知情人泄露內幕信息、進行內幕交易或者建議他人利用內幕信息進行交易等情形的，中國證監會將對有關單位和個人進行立案稽查，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內幕交易知情人的罪與罰
內幕交易，是一個讓內幕信息知情人痛快，讓中小股民痛恨的事情。然而，內幕交易所帶來的影響，并不僅止于侵害了中小股民的合法權益，更大的問題是對資本市場秩序的擾亂。
根據證監會統計，從2008年初到2011年底，證監會共獲取內幕交易線索的案件426件，立案調查的只有153件。行政執法障礙多，刑事定罪就更難。截至2011年底，全國法院審結的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犯罪案件僅有22件。
《刑法》第180條曾被稱為是懸在證券市場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只見它掛著，就是劈不下來。因為除了取證原因，對于“內幕信息知情人員”的范圍，“非法獲取內幕信息人員”的認定，以及內幕交易的例外情形，《刑法》始終語焉不詳，又一直缺乏權威的司法解釋指引。
2012年6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關于辦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內幕交易司法解釋》”）正式施行。
這是中國涉及內幕交易的第一個司法解釋。這個針對證券、期貨犯罪出臺的首部司法解釋，系統地對內幕信息知情人員、非法獲取內幕信息人員、內幕信息敏感期、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交易信息定罪處罰標準等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規定。
內幕交易往往具有專業性、隱蔽性強及社會影響面廣等特征，這給證券監管機構和司法機關的監督、執法帶來很大的困難。最高法此舉有望解決當前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反映突出的法律適用問題。
證監會在以往處理的一些行政處罰和移送公安部門的內幕交易案中，典型的困難在于非法獲得內幕信息人員的界定，以及內幕信息敏感期的確定等。
新出臺的《內幕交易司法解釋》的主要內容有，對內幕信息知情人員的范圍進一步明確；對于非法獲取內幕信息人員的認定；對相關交易行為明顯異常的認定；對不屬于從事內幕交易的認定；對內幕信息敏感期的認定；對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對單位犯罪的定罪處罰標準。
司法解釋的出臺，讓懸在空中的《刑法》第180條有了權威的司法解釋指引。對于指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正確辦理證券、期貨犯罪案件，增強資本市場監管力度，有效維護資本市場秩序，保護廣大投資者合法權益，將會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但司法解釋未能將同是利用非公開信息進行交易的“老鼠倉”的行為納入。此外，對于進一步保護投資人利益，在民事賠償方面沒有相應的解釋，都略顯不足。（趙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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