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億農金資金或出局 低等級非標或面臨洗牌
監管層正在一步步的收緊銀行的“非標生意”。
日前，銀監會下發《關于加強農村中小金融機構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投資業務監管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11號文”），文件對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下稱農金機構）投資非標準化債權資產（下稱非標資產）的風險控制提出了進一步要求。
根據11號文的要求，部分監管評級較低或資產規模不足的農金機構被11號文拒之門外，與此同時，該類機構可投資非標資產規模的上限也受到進一步限制，根據規定，其表內外非標業務規模合計不得超過銀行總資產的4%，而相關整改工作需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11號文的影響或已不止于農商行、農信社等農金機構本身，據業內人士透露，非標業務鏈中許多農商行投資的非標項目來自股份制銀行或城商行。而該文的下發，無疑對該類業務的資金供給造成影響。
據銀監會數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全國共改制組建并開業的農村商業銀行共計590家，而資產總規模達9.7萬億元。這意味著，若不考慮監管評級的因素，按照4%的監管紅線計算，農商行可投資非標資金總額約為3880億元，而據中金公司的研究報告測算，這意味著當前農村中小金融機構非標超標約3000億元。
與此同時，由于農商行等農金機構的風控機制較為薄弱，其所投資的非標資產資信等級亦較低，這亦導致部分低等級的非標業務成為重災區。
而有業內人士預期，隨著監管層的持續整肅，還會有后續政策出臺，而非標業務鏈條也將受到進一步的約束。
部分農金資金“出局”
繼去年銀監會8號文（《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后，11號文又針對地方農商行等農金機構的非標資產投資業務，提出了進一步要求。
按此前8號文定義，非標資產指未在銀行間或交易所掛牌的債權類資產，包括但不限于信貸資產、信托貸款、委托債權、承兌匯票、信用證、應收賬款、各類受（收）益權、帶回購條款的股權性融資等。而一直以來，非標資產投資亦是銀行面對信貸額度管制時，實現變相放貸的業務。
根據11號文的要求， 農金機構開展非標資產投資業務需滿足監管評級在二級（含）以上的要求，同時以自有或同業資金投資非標資產的，資產規模需達到200億元。
而在業務規模上，農金機構也同樣面臨新的限制，及自有或同業資金投資非標資產的業務規模不得超過本行同業負債的30%，同時非標投資總余額不得超過上一年度總資產的4%。
在去年8號文中，有關理財資金投資非標資產的限制就已被敲定，即理財資金投資非標資產余額不得超過理財總規模的35%和銀行總資產的4%，而11號文在此基礎上針對農金機構再次“加碼”。
中金公司最新報告認為，11號文較此前流傳的規范銀行同業融資的9號文嚴厲，部分內容超預期。報告預計，在11號文規定下農村中小金融機構非標超標約3000億元人民幣。
“（11號文）實際上叫停了一批資質不夠的農商行的非標業務。”西南一家農商行非標交易員表示，“對于已經開展的非標業務，可能也要面臨清理轉出。”
事實上，在非標業務中，農商行等農金機構常扮演的角色正是出資方。例如在部分信托受益權買入返售業務中，農商行就常作為“乙方”出資，而非標資產的項目則多來自其他機構，并由這些機構打包、安排保函后出售給農商行。
在業內人士看來，出資行這一角色或與農商機構的定位有關。
“農商行的特點是錢比較多，但是缺少項目，所以許多投資的項目來自于其他銀行，只要有了兜底方，（農商）銀行甚至不參與盡調。”東北一家農商行高層人士表示，“但是為了讓資產生息，有時候也做一些自營投資，比如找大行或股份行投放委托貸款，非標投資也一樣。”
而在農金機構投資非標受限后，非標業務也將失去一個潛在的資方。“一些需要找資金對接的非標資產的對接難度可能會加大。”前述交易員指出。
非銀機構或接棒
中信證券研報認為，11號文的重點在于防范區域金融風險，而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農金機構資金的部分“出局”，亦將直接影響到資質較低的高風險非標業務的開展。
“高風險的非標的資金供給將會減少，其融資成本可能也會提高。”前述交易員坦言。事實上，由于農商行的特殊性，其此前曾較多的成為高風險非標的出資方。
“一些項目之所以愿意找農商行出資金，是因為項目本身有些瑕疵，在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風控上過不去，所以只好找農商行。”內蒙地區一家城商行人士坦言，“還有就是農商行的審核效率比較快，資金能夠快速到賬。”
“他們就在做買返（買入返售），自己的項目自己行兜底，但在11號文下發前后就停做了。”一位接近前述內蒙地區城商行人士透露，“他們現在還在找一些能直投信托項目的資金，這些項目也是銀行做的，不過沒有兜底，資金不是很好找。”
事實上，據業內人士透露，在農商行非標投資的業務鏈條中，不乏隱藏著“返點”等利益輸送的現象。
“有些農商行的風控機制不夠健全，所以容易被有瑕疵的非標業務鉆空子。”前述農商行高層人士透露，“比如項目通不過股份行的風控，而為找農商行出資，項目發起行或融資方會給農商行的相關負責人‘返點’，一個2個億的項目，返點5‰就是100萬，而項目實際風險卻由農商行自己承擔。”
在該高層人士看來，類似的利益輸送現象在農商行的非標業務中或并不少見，而其操作方式具有較強隱蔽性，監管亦難于認定。
不過，11號文下發導致部分監管評級較低的農商行出局后，風險非標業務中可能存在的利益輸送空間無疑將面臨收窄。
與此同時， 監管層在11號文中亦對部分高風險非標做了禁止投資的監管要求。
“不得投資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保障房除外）和‘兩高一剩’行業項目或產品。”11號文規定，“非標資產標底不得包括AA-級以下債券品種和交易所發行的高風險私募債。”
業內人士認為，隨著農金機構資金的出局，或將導致部分高風險項目被其他非銀機構所接盤，而這些機構將包括不限于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險資及有限合伙等機構。
“資金供給的減少將導致該類非標收益率的提高，所以會吸引券商、基金子公司等機構資金的投資。”北京一家股份行金融市場部人士表示，“它們的特點是資金成本高于銀行，收益要求也高，而這類機構的風控也低于銀行，很可能會為高風險非標接盤。”
另一方面，隨著11號文的落地，業內對銀行表內非標業務的監管預期也逐漸升溫。“農商行受限后，接下來的清理對象可能就是其他銀行的表內非標，因為針對這塊的文件一直還沒下。”該股分行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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