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歐洲貨幣制度是一場“豪賭”
支持財政緊縮的新民主黨組閣成功能改變希臘的命運嗎？希臘政黨換了一輪又一輪，與歐盟談判也進行了無數次，然而，希臘債務危機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在筆者看來，希臘債務危機難以解決，是因為開錯了藥方。
就本質而言，希臘債務危機并非希臘過度福利、缺乏競爭力造成的，而是歐洲一體化“大躍進”造成的惡果。事實上，為了建立一個強大的歐洲“新帝國”，歐盟自誕生以來，經歷過數次擴張，歐元區成員國也由之前的6個擴展到17個，儼然成為一個過于龐大、松散的俱樂部。在無獨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環境下，赤字財政成為大部分歐元區國家刺激經濟的主要手段，旨在確保歐元區財政紀律的《穩定與增長公約》實質上已經破產。
而債務持續的飆漲更是暴露出歐元區經濟結構的致命性弱點：歐洲貨幣聯盟最大的問題不僅在于分散的財政與統一貨幣之間的矛盾，更在于用一個貨幣標準把許多發展迥異的國家捆綁在一起，也就是歐元區固定匯率制度本身。歐元區成員國經濟與競爭力表現參差不齊，兩極分化愈發明顯，長期存在的嚴重失衡外圍國家經常項目赤字與核心國經常項目盈余，也就是大量儲蓄從核心國轉移到外圍國，造成外圍國家借債過度，形成債務積累。
而單一貨幣區的建構加劇了區內發展的不平衡。根據歐盟委員會去年歐元區報告，歐元區國家之間競爭力差距逐步擴大，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10年里，德國、芬蘭等國家的競爭力相比其他成員國穩步提升，德國的GDP獨占歐元區GDP總規模的1/3。數據顯示，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后，德國從2003年~2008年持續保持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地位，而其區內貿易比例高達70%。相比之下，包括歐元區三個大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希臘和葡萄牙等，競爭力都大幅下降。一方面，希臘等國勞動力成本較低且缺乏金融資本，自然成為資本的凈流入國（即債務國），嚴重依靠資本借貸支撐；而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僵化和勞動力不能有效流動，各國工資能很難調整。數據顯示，自從1999年以來，德國工資的漲幅比南歐少了20%，大大提升了德國的競爭力和生產效率，進一步鞏固和拓展了歐洲的市場份額。
相比德國，大部分歐元國家的經常賬戶都為逆差，且在1998年至2008年間出現急劇惡化：西班牙經常項目赤字擴大8.3百分點，至9.5%；希臘經常項目赤字更是擴大11.6個百分點，達到14.4%的創紀錄水平，喪失了經常賬戶融資的能力。
貨幣紅利和貨幣責任不對等，“搭便車”現象突出。歐元區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若干成員國組成的貨幣聯盟，這種貨幣聯盟利益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征，因此聯盟中的每一成員都有以最小的代價謀求自身最大化利益的內在動機，這就是為什么每一成員都有“搭便車”而坐享其成并產生負外部性的傾向所在?！皻W豬五國”的貨幣波動性明顯要高過其他幾種歐元區原有貨幣，在歐元區成立后，他們獲得了穩定的貨幣環境，包括較低的匯率波動、穩定的物價、低廉的融資成本和廣闊的金融市場，使得希臘等國能夠享受低廉借貸成本以維持經濟增長，從而掩蓋了其生產率低但勞動成本高等結構性問題。相關數據顯示，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實際有效匯率被高估超過10%，同時低利率使其政府能夠以更優惠的條件為債務融資，長期以低利率獲得融資繼而推升主權債務。
與其他國家相比，作為核心國的德國有強大的政治、經濟、生產力和強大的“德國制造”。然而，歐元區卻用統一的匯率和貨幣標準把 “強國”和“弱國”捆綁在一起，造成難以改變的長期經濟失衡。因此，化解歐債危機的根本解決之道，還在于變歐元區“固定匯率制”為“浮動匯率制”，對增長失衡進行對稱性調整；否則，解決危機的短期之策，都是徒勞的。
張茉楠（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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